叶晨看着眼前的一幕，嘴角闪过了一丝冷笑，不用问都知道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开通了无良的纸质媒体，推波助澜让股市走向崩盘，其背后的目的不言而喻，是为了攫取巨额的财富。
叶晨早就提前准备了一亿港币，沽空了大量的恒生指数，只等着这一刻的爆发。至此，恒生指数在到达历史性的高位之后，开始了一泻千里的下跌。恒生指数涨到一千七百七十四点最高点的时候是在三月九日星期五，引发暴跌的假股票新闻在三天后的星期一见报。一九七三年三月的这个周末，对很多香江人来说，是彻底改变他们一生财运的周末。三月二十一日，恒生指数一路下跌，来到了一千一百九十二点。
偏偏在股市“断崖式下跌”之时，香港的银行也执行之前既定的操作，收紧了银根，大幅降低贷款放出的幅度。在一九七三年的一季度之后，银行的新增贷款比率降至上一年的一半。香港税务局也在此时对外宣布要对股票投资收益征税。各种利空因素让恒生指数顿时失去了支撑，在四月九日跌破了一千点的心理支撑线之后，持续滑落。
之前因为股市大涨而喜上眉梢的股民，现在脸上的表情就像写满了悲伤、悲情、悲剧三个词。不少人已经折损了一半左右的财富。在国际游资撤离、信贷收紧、股民情绪恐慌这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熊市到来，想要逆转股市的骤跌之势已不可能。这些没能及时离场的散户最终的命运就是成为股市的炮灰。
四月十日，四家交易所和银行负责人紧急约见财政司夏鼎基（Philip Haddon-Cave），商讨“救市”策略。港英政府一贯秉承所谓自由主义原则，经济政策上亦是“放任主义”，照理说不应该出面干预股市。然而情势危急，政府如果再不站出来，恐怕遗患更大。
经过多轮会议，定下了之后的应对策略。港英政府虽不打算直接干预股市，但公开出面支持银行的如下措施：例如押后新股上市，减少股票供应，抑压抛空炒作，适当放宽股票贷款，放松市场银根等等。
这便是所谓“不干预中的干预”。财政司夏鼎基本人虽笃信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但他也并不放弃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多年后，夏鼎基提出了著名的“积极的不干预主义”，其实早在一九七三年的股市浪潮中，他已经对这种理念有所实践。
不过，这种不温不火的“救市”，对于当时已势如山崩的股市来说，并无法起到稳定人心、重振市场的作用。人们在街头巷尾议论的内容依然是股票造假案以及惨淡的股市行情。悲观的情绪笼罩在市场的上空。
在这种悲观的情绪下，愤怒的民众将怒火发泄到了向他们收取规费的警察的身上，再加上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成为了民众愤怒的导火索。
葛柏是一名英国人，在香江担任总警司之职。实际上，葛柏案早在一九七一年便已经显露出来。当时是因为加拿大有关部门对于一笔存在加拿大某银行的存款产生怀疑。这笔存款为一点二万加元，户名是“卓柏”，户主身份是外交官。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当他们知道这个“卓柏”实际是香港的一名警察时，对这笔存款的来路产生了怀疑，因而通过英联邦内部途径，将此事通报给香港。警务处长得知此消息后，立即将案件交给警署下属的反贪污室。
一九七三年六月八日，贪官葛柏成功潜逃，绕道新加坡返回英国老家。在股市里倾家荡产的市民听到了这个消息自然是怒不可遏，这个消息引发香江市民震怒，来自各阶层的市民纷纷上街抗议，“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此起彼落。为平息民愤，港督麦理浩爵士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原因及检讨当时的反贪污工作。
百里渠爵士在调查葛柏潜逃事件后表示，政府需要一个独立的反贪污部门，才能有能力打击贪污。这个建议其后获得香港总督及立法局接纳，使香江于一九五二年二月成立的反贪污部门从香港警务处独立出来，成立“香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即廉政公署。
雷洛自然也看到了外面的乱象，他的心里也升起了一丝担忧，已经让手下的人打点好了一切，一旦风向不对，他就打算立刻出逃。同时他也将自己的目光紧紧的盯着叶晨，作为老对手，能看到这个家伙倒霉，他还是会蛮开心的。
而这时候的韩森则因为蓝江的提早退休，提前当上了总华探长，作为精明圆滑的老贼，他自然也是盯着港英当局的一切举动，一旦察觉到任何的不对，他绝对会第一时间脚底抹油，迅速的溜之大吉，当他看到叶晨和雷洛还在那里不慌不忙，他紧张的心情得以缓解。
这一天，叶晨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办公，突然之间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两个身着西服的男子对着叶晨出示了一下证件，开口说道：
“叶总督察，我们是廉政公署的，现在怀疑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麻烦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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