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田俊被逼上了谈判桌，随后双方就战俘的问题展开了谈判！
而利用和日军扯皮的这段时间，马铮再一次对冀东的各部队进行了调整！
此次部队虽然损失惨重，绝对减员超过了四千多人，伤员也多达四五千人，真正能打的部队剩下一万余人了，尤其是几个主力步兵团，多的也就不到两千人，少的更是只有一千余人。
比如说欧阳武的一团，战后统计，该团只剩下不到一千人了，剩下的非死即伤！
但是，部队这次作战中俘虏了大量的伪军，这些都将成为铁血团的补充力量。
除此之外，部队在占领遵化、密云、蓟县以及唐山等地之后，也进行了公开招募，大量的青壮年踊跃参军，单单唐山一地就有两千八百多青壮参军。
眼下，就兵员数量而言，冀东支队已经超过了三万人！
只不过大量新兵的涌入，必然会迅速拉低部队的实际战斗力！
所以趁着这段时间，马铮将这些新兵与老部队进行了混编！
除掉伤员外，将剩余的两万六千人分别编成五个三千人的主力步兵团，一个两千五百人的骑兵团，以及两千人的炮团、火力支援团、工兵团各一个，此外还组建了一支一千五百人的警卫部队，由特战部队训练。
部队调整完成之后，马铮又对这些部队的驻地进行了调整，其中欧阳武所部进驻遵化一线，刘青所部进驻密云、怀柔、平谷一线，鲁剑所部进驻卢龙、迁安一线，并对秦皇岛的日伪军进行密切的监视。
陈宏所部则是越过长城，进入热河南部的兴隆一线活动！
李寒山所部则是被马铮安排到了滦县、唐山一带，时刻威胁着天津等地的安全！
其他技术兵种同样被分散使用，炮兵、火力支援部队、工兵全部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到各部队，配合他们行动。
而就在铁血团和日军方面在谈判桌上扯皮的同一时间，国内的政局也有了新的变化！
1935年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处于高潮的一年，日本在这一年逼迫南京政府签定“何梅协定”；阴谋策动“华北五省自治”；10月25日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受敌策动而叛变投降，在通县城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在天津和北平爆发了波及全国的大规模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种种乱象，使得国内的局势乱成了一锅粥！
但即便是如此，国民政府方面对于抗日两个字依旧是避而不谈，对日军的侵略依然采取退让的不抵抗政策，不提收复东北，亦不向东北调遣部队配合义勇军作战，且还和日本恢复了中日大使级外交关系。
此外，国民政府还在国内则多次严禁抗日活动，解散抗日团体，并集中更大的兵力进行惨烈的内战。
这些倒行逆施的政策，不仅使国人极度不满且遭到国际正义人士的指责。在国民党内部对此亦引起很大的议论，尤其是身处“剿共”第一线的部队，比如说东北军。
东北军大部分是从东北腹地撤入关内的，他们大部分人的亲人朋友都还在东北，所以，大部分的战士都想打回东北老家，而不愿意和自己人搞内战。
处于这种心情下的部分东北军官兵，对国民政府的不抗日专事剿共打内战而丧失国家元气的反动政策早已心怀不满，部分中高级指挥官对中央军排除异己，利用非嫡系的东北军，连年同工农红军作战，企图消灭红军和削弱东北军的阴险手段已十分气愤和警觉。
与此同时又受到在东北军内工作的红党人的教育与影响，东北军内开始提出了联共抗日的主张，并得到了东北军领袖张少帅将军的赞同。
于是乎，在这样有利的情况下，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终于达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第一步互不侵犯的谅解。
当然了，双方之所以能达成这样的谅解，还是和不久前的两次大规模的歼灭战有最直接的关系！
尽管面对国民政府出兵西北剿共的命令很不满意，但是张少帅还是带着部队从大别山北上山西，就任西北剿总总司令，准备围剿由江西经长征远道而来的红军！
而刚到达新地区的东北军，对陕、甘一带的地形及红军的情况并不熟悉。此时于学忠的第51军尚在甘肃，董英斌的第57军尚在庆阳，山西省孙楚的部队尚未到陕西。
与此同时，少帅还以王以哲的第67军在洛川以北先于其它各路进行了战役展开，即军部与刘翰东的第107师进驻洛川，该师619团派出一个营驻于鄜县西南之羊泉原；周福成的第129师除留685团驻于甘泉县城之外，其余两个团及师部与何立中的第110师沿甘泉至延安的公路，推进至延安，企图彻底的歼灭这一带活动的红15军团。
红15军团根据东西之敌尚未行动，而南路的第67军则早已作出战役展开，于是决定首先打击孤立冒进的67军，以粉碎敌之进攻企图。
作战设想是：以围城打援的作战方法一部包围甘泉城之685团，其余主力在甘泉城东北约10公里之劳山、小劳山的林区山地进行设伏，在运动中歼灭由延安来援之敌。
随后，在延川永坪的红15军团主力以3天的急行军，到达甘泉城西北约20公里之王家坪一带集结。在勘察了地形，红军的指挥官们决心以主力6个团在劳山的东西山区设伏歼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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