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方面之所以急着动手，主要是他们看出了国民政府的求战的态度！
说白了，在日本人看来，中国人竟然变的强硬起来了，这让他们感到极为不舒服！
“西安事变”后，日本就对中国以及中日两国的关系进行了评估，但得出的结论是恨不乐观——两国迟早有一战。
日军之所以有这样的推断，这一切还要从几个月前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说起！
当时西安事变刚刚结束，正逢此次会议召开，因此国民政府今后有什么大的动作，肯定会在这次大会上体现出来。
于是乎，日本驻华大使、公使、武官、书记官、驻天津的田代皖一郎之“中国驻屯军”，驻上海的长谷川清中将之第3舰队以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人员等，纷纷赶往中国国内搜集情报。
随后，这些部门又根据在中国国内收集到的资料，连连向其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林铣十郎，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次长西尾寿造等发去报告。
在这些人当中，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发回的电报较多！
他主要是将获得三中全会的内部情况，作了相关的报告：“综合观察参加大会的多数委员心情，都希望中央与地方以此机会，共同一致促成国家之统一，希望尽可能的避免内战以确保和平。各地方当局惟望各守其份，反对其它之侵略与压迫，并搞好辖区内之建设。总的看，气氛还较一致。”
而日本驻汉口总领事三浦义秋将所获得的军事情报以电报的形式发回其外务省，大致内容为：“武汉行营将接到的中央政治委员会训令通令所属部队。该通令提及中日关系时称：最近民众的抗日情绪日益激烈，将来的日华关系已不可能好转。”
“从军事上看，日本军队的动员量，最多为五百万，而中国则可多其十多倍，若以持久战法使敌疲于奔命则胜算在握，且日本受苏联、英、美的率制，不能以全力对华作战。”
“因此，若以牺牲之决心进行抗日准备，日本必将慎重而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当此外交纠纷较多之际，特通令各机关，对各要塞须予以增强，对在华日军之行动，应严密监视。”
由于去年的南京交涉及绥远事件之结果，对日问题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案之一，在宣言中的对外关系，主要是讲了对日问题，这里即可看出和说明中国对这一方面的重视。
原来，南京政府对日之根本态度，是想夺回满洲，至少是要收回它的宗主权。
然而从现在形势看，其目的不可能即时达成。但它在准备推倒“满洲国防护之外墙”解决冀东问题并希望加强冀察、内蒙中央化方面已是周知的事实。
汪兆铭的开幕词及大会宣言，也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
汪兆铭在开幕词中曾说：国难日益加深之际，如何恢复失地，为吾人工作之中心。以恢复满洲，作为当前紧急、根本之问题。
另在宣言中，对日本的根本政策，曾提到：要逐渐设法解决使匪伪丧失其依托之根据。这在字句上并未刺激日本，仅作漠然抽象之记述，然而其真意在草案中有：其第一步解决冀东、察北之伪匪，使之丧失依据。
换言之，即断绝冀东和内蒙依赖日本之关系，使之完全中央化，此为第一阶段之目的。
该目的达成后，即着手收复满洲，这已作了言外之表明。
据传，大会已决议在本年中恢复冀东、察北，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始对日交涉。
如日方拒绝，则断然进行抗战。
并已命令陈诚为总指挥，率6个师作收复冀东、察北之准备。又称，在抗战准备方面，已作出军队统一、发展空军和保安团、青年团军事化、军队之配置以及加强汉口、郑州防御设施的决议。
日本这些机关的报告，还提到了中国正在加强与英、美、苏等国的外交关系，认为我国在“西安事变”后，实际上已改变了远东的格局——即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从而决定了日本的“悲运”。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判断，日军方面才会做出如此决定！
当然了，他们并没有想过要和中国长久的全面战争，其目的不过是挑起一场局部战争，趁此机会好好教训一下中国人，并且向中国当局展现一下日本的实力，恐吓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事实上，现在的日本也没有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
在过去的一年，中国方面固然是一片混乱，日本又何尝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人对于全面开战是抱有疑虑的。
当然了，这些人也不会觉得中日两国会爆发全面的战争，毕竟在他们的意识中，国民政府还没有那个雄心壮志，要是有的话，他们就不会只用了区区不到两万人就拿下了整个满洲。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日军方面的如意算盘打的再响，也经不起他们前线那支桀骜不驯的部队折腾！
这场战争，最终在一个意外的触发下，骤然打响！
.........
1937年7月7日晚，华北平原的夜晚刚刚送走了白昼的暑气！
天空无风无月，四周一片宁静，只有远近村庄偶尔传出的犬吠声掠过夜幕遮掩着的苍穹，把渐渐融入大自然的人们拉回到这个活生生的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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